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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学人圈7z

时间:2019-06-13 14:30:31 来源:互联网 阅读:0次

《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陆胤着,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之洞()历官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1907年内召为军机大臣。“政治家”的生涯,应该是他的本分。不过,利用封疆大吏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影响力,张之洞周围聚集了一批晚清乃至民国时期的重要学者。在张之洞的赞助下,凭借着种种学缘、地缘、人缘的接近,逐渐形成一个以“清流”人物为核心的学人圈子,在近代中国思想嬗变和学术传承的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是从张之洞开始,依次考察刘坤一、袁世凯、端方等清末督抚的文教施设,探索“近代学术的体制内进路”。好发纵横捭阖的议论,坚守儒家义理,热衷诗酒交游,关注学术文教,这些旧时清流党的气质,逐渐凝结为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的底色在众多晚清督抚当中,张之洞的幕府能够独树一帜,吸引大量学人。这跟他早年参与“清流”的经历,也就是李鸿章所谓“书生习气”的养成,有很大的关系。张之洞功名早达:十六岁高中顺天乡试解元,二十七岁时会试中式,殿试被点为探花,随后进入翰林院。在此前后,他结识了翁同龢、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等活跃于京城的学者型官僚,成为这一时期京城士大夫交游的重要组织者。同、光之交的京师学人交往,不仅孕育了金石考古的专门之学,更从学人之间频繁的诗酒交游当中,滋长出一股清议的意气。光绪初年,随着中俄伊犁之争、中日琉球之争、中法越南之争等边疆或藩属问题的激化,外交局面再次严峻。张之洞呼吸领会到这种风气变化,及时从金石考订圈子淡出身影,加入当时翰林院中热衷于言事的“清流”行列。所谓“清流”,是古已有之的对清议集团的称呼,以朝臣的犯颜直谏为标志,同时包涵了东汉党锢、宋代太学生、明末东林党等泛化的士大夫言论势力。晚清“清流”区别于前代清议的一大特点,在于其主体并非负有言责的谏官,而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翰林院的“讲官”。他们平日沉溺于诗酒唱酬、金石考据、校勘收藏,一旦有事,就联翩上疏,鞭挞权贵,弹劾督抚,在朝堂上形成道德舆论的压力。与以往近代史教科书塑造的“顽固派”印象不同,这些翰林院出身的清议分子由于品级较高,大多视野开阔,究心时务,既有与督抚进行交涉的资格中国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旧范式已残而新范式未立的过渡时代,学界中人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学人交往等外缘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激烈的交锋,无不是在“群”与“群”之间展开。在此过程中,学人圈边缘人物的倾向有可能被核心人物中和。如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与刘坤一等督抚主持“东南互保”,张幕下的钱恂、汪康年等则与海外“勤王”势力颇有纠缠,甚至有意鼓动张之洞离开清廷而独立,旋即被张之洞、梁鼎芬否定,付之以镇压自立会起事的果断措施。而张之洞作为群体核心人物的个人意志,也有可能受到整个学人圈氛围的制约。庚子以后,张之洞受八国联军入侵的刺激,觉得一切必须尽变西法,从皮毛学起。这种“全盘西化”的议论,遭到周边梁鼎芬、沈曾植等人抵制。终他与刘坤一联合上奏的《变法三疏》,仍采用了较为折衷的论调。“群”是晚清人受西方社会学启发而特别重视的一个观念。不过以往学界往往只重视思想倾向进步的“新学群体”,如学会、报社、政团、政党等,却对士大夫社会固有的交游传统不无忽视。事实上,康梁一派新学群体的发生,本身就以“清流”等士大夫群体为土壤;而如南社等革命团体,更完全继承了唱和、雅集、拍曲、评选诗文等晚明以来士大夫交游的外在形式。清末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正是处于新旧之间。然而,由于张之洞学人圈附着于体制内部的特性和执着于名教义理的底色,这段学术史上的大事因缘,却在近代中国日益趋新求变的社会氛围中逐渐黯淡下去。在张之洞等晚清督抚身后,地方主政者甚少自负向读书社会输送学术新经验的使命,也再难聚集起足以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印记的学人群体。(作者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怀安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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